（原文发表于3月8日，作者是The Ringer的特约撰稿人Mirin Fader，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
引言：篮球给了格雷格-奥登一切，却又把它们全部夺走。如果一名状元秀离开了一项使他痛苦不堪的运动，没有人会责怪他；可奥登就是放不下篮球。他仍然奇迹般地爱着它。现在，他回到了自己在印第安纳州的家，在巴特勒大学的球场边找寻着目标。
格雷格-奥登起得很早，比他即将指导的大部分球员都还要早。印第安纳州的这个二月早晨明媚而多风。他从自己的Denali上走下，缓缓步入辛克尔球场。
在巴特勒大学那足以载入史册的篮球馆中，投篮训练还有45分钟才会开始，但奥登一秒钟也不愿浪费。他到技术台的边缘坐下，一边研究训练计划，一边匆匆做着笔记。很快，球员们鱼贯而入，奥登则向他们绽放出巨大的笑容，兴奋得快要哼出声来，就好像五个小时后才会开始的跳球已经近在眼前一样。
他迅速地在自己的灰色连帽衫上套了一件红色球衣，后者在7英尺（2.13米）高的他身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婴儿的围兜，几乎盖不住他胸膛的顶端。但他一点儿也不在意；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他加入了场上的陪练队伍，每打完一次战术就向队员们耳语建议。时不时地，他砸进一记干净利落的扣篮，让那个曾被体育馆中——乃至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都铭记的光辉球员形象又散发出一丝微亮。
劳伦斯北部高中距离巴特勒大学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当奥登还在那里呼风唤雨时，他被人们视作未来NBA里出类拔萃的大个子。高中四年，他率队打出了103胜7负的成绩，连续三年拿下了4A级州冠军。2005年和2006年，他两次当选为佳得乐全美最佳高中球员。在一个像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地方，篮球能把凡人推上神坛，因此他很快就名声大噪。《纽约时报》称他为“一代人中绝无仅有的中锋球员”，将他的名字和比尔-拉塞尔相提并论。2007年的疯狂三月，他又以新人的身份带领俄亥俄州立大学杀入了NCAA全国总决赛。
但奥登却是因为那之后发生的事而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在2007年NBA选秀大会中力压杜兰特成为状元秀后，他饱受膝伤困扰，一直没能成为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赫拉克勒斯式的英雄。多年来，他肩上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几乎压垮了他。残酷无情的评价从未离他而去：有人说他是NBA历史上最大的水货。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说法，这个四字母词语（bust），一直萦绕着他。不管是听到它还是对它作出解释，都令他感到痛苦。可是，它却丝毫无法描述他的挣扎，他的旅途，他的康复，他的快乐，以及最重要的——他如今所到达的地方：他以拿起教鞭为自己的新目标。他正度过身为巴特勒大学篮球运营主管的第一个赛季，而且是和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时的主教练萨德-马塔共事。现在的马塔是巴特勒大学篮球队的主教练：他从未对奥登感到绝望过，即便是很多人都对后者绝望时。
奥登本可以放弃篮球。他本可以找一个和篮球无关的普通工作。但那颗布满桃形斑点的皮球总是拉拽着他的情感，让他明白：即使被它伤害千千万万遍，它仍然是他生命中的至爱。因为只要他还记得，他就知道，篮球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份工作。篮球就是他的全部。
受雇于去年四月的奥登现在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主教练。“那（当主教练）很有趣，也很困难。但我确实享受它。”奥登说道。思考未来时，他不禁笑容满面：这个夏天，等他能花更多时间和球员们一起训练时，他会是多么兴奋啊。他想象着要如何实施自己的建队计划，以及自己的执教哲学会是怎样的。“我真的觉得我能做到。”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又变回了一个新秀，品尝着必经的艰辛。但无可否认，这次他处在更少的压力和关注之下了。没有了摄像机，没有了媒体的大肆宣传，他终于可以不受打扰地保有自己对篮球的完好无缺的爱——那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拥有的爱，就像抢下篮板后生平第一次投篮得分那么简单。
他经常花费很多个小时去分析比赛录像，把关于对手的片段截取出来发给巴特勒大学的其他教练。对这种苦差事，他乐在其中。“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会不断努力的。”奥登说。
他总是尽可能地吸收别人的智慧，频繁地向其他教练们咨询关于战术、计划或是如何应对某些特定情景的问题。他最常说的是：“有人需要任何帮助吗？我怎么才能做得更多呢？”
奥登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很快，而且借助自己的球员经历，他经常能从录像中指出一些其他教练可能忽略的东西。“当我还是他的教练时，他就有很高的篮球智商。”马塔说，“他不只是有身体天赋。他（对比赛）的理解才是他的特别之处。”
“现在，他处于一个需要学习更多东西也传授更多东西的位置，因为我们队上的小伙子们都没有他以前那种天赋，也不具备他的有些特质。”马塔说，“我认为这些经验能让他最终成为一个比现在好得多的篮球教练。”
实际上，奥登高中时一些表现最出色的比赛就是在辛克尔球场打的。他没料想过自己会回到这里。任何一个像他那样忍受过伤病、挫折和失望的人也许都会对篮球弃之不顾。但奥登却还是被它所吸引。他对比赛的爱从来都不曾消失。
他仍然需要它。
或许，他的一部分自我也需要回到这里，回到印第安纳州，回到那栋他在2012年买下后住了很久的房子。被波特兰裁掉之前，他五个赛季只出场了82次，其中有三个赛季都一场未打，最后一个赛季则是完全在板凳上度过的。2013年，他去了热火追寻梦想，但他的很多家庭成员却一直住在了这个家里。
这幢蓝灰相间的房子还是和奥登记忆中一模一样。它被树木环绕，靠近森林，隐蔽地坐落在离附近的老式社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这也是他在跟波特兰的合约终止后买下它的一个原因。他需要自己的空间。他已经被摧毁了。
“我把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绝开了。”他说。
有时候，他连续两周待在屋子里，因为他已羞愧到了无法出门的地步。他害怕撞见任何一个来自高中母校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说。
而在极少数冒险出门的时间里，他会把兜帽尽量拉过头顶，希望能遮住自己的脸，自己的眼睛，甚至——虽不可能——自己7英尺的身材。“我感觉自己很失败，让许多人失望了。”他说，“我让波特兰这座城市失望，让全队上下和球队工作人员失望，让我的家人失望，也让那些执教过我和相信过我的每个人都失望了。”
奥登时常想着，他的人生和他自己从那时起改变了多少。他如今已经建立起一个家庭了。他和他的妻子萨布丽娜，还有他们年轻的女儿朗登。曾经空空荡荡的各个房间现在已经被爱填满了。
但还是有一些房间是奥登不会让自己进入的，比如电影放映室。那是他曾经坐着喝到烂醉，喝到能暂时忘掉溜走的篮球梦带给自己的痛苦和耻辱的地方。
效力于开拓者期间，他吃止痛药上了瘾。随着时间流逝，他越发地沮丧了，因为他没法按照自己需要和期望的方式去使用自己的身体。
奥登花了很多年去剖析那些将他推入至暗时刻的场外因素。他一直用工作来治愈自己，来推动人生前进。执教的过程给了他新的快乐。他感到自己又被可能性给鼓舞了。
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但他也是人。他仍在挣扎。当别人偶尔称他为“水货”的时候，他还是会感到痛苦。有时候，他会在YouTube上看自己的高光集锦，尤其是2007年对阵佛罗里达的NCAA总决赛。那一场他拿下25分12篮板和4个盖帽。他的一部分自我仍然需要看到这些视频，去记起他曾经能做到的事，以及他曾经是谁。
不过，奥登没有把今天的自己看成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人，也不认为执教是另一个职业阶段。他开始接受自己的整个旅程：那些他本希望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他本希望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这一切延展成了一条绵长不绝的道路。“我已经踏上这段旅途35年了。”他说。
如今，奥登的旅途将他带回了家，带回了一切开始的地方。回家的路很漫长，但它起点和终点间的直线距离却只是很短的车程。
通往劳伦斯北部高中的街上，纤长无叶的树木排成一线。这里距离巴特勒大学只有8英里，而且在这个二月的早晨，路上几乎空无一人。高中对面簇拥着一排郊区砖房，而其它每条车道旁都有篮筐。毕竟，这可是印第安纳啊。
学校体育馆内有一堵显眼的名人堂之墙。墙上的右边角落挂着一张照片，上面那个比现在瘦得多的娃娃脸奥登正微笑着露出两排闪闪发光的牙齿，用手指旋转着篮球。他的年度最佳高中球员奖杯则被摆放在附近的一个玻璃柜里。
高中时期，奥登在场上无人可挡，整个禁区都属于他。他似乎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盖掉对手的投篮。但当时的他却似乎没怎么察觉到自己的天赋。“他好像理解不了别人为什么觉得他是下一个伟大球员。”吉米-史密斯说道。他被奥登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养父，他和他的妻子塔米则把奥登视为自己的儿子。他们的亲生儿子特拉维斯从9岁起就是奥登最好的朋友，而且吉米也是一支儿童球队的教练。
跟奥登的母亲一起，吉米和塔米帮助奥登正确对待了自己渐长的声誉，因为他青涩的面容即将登上几乎每一份篮球杂志。就像比他早四年的勒布朗那样，他也会被推崇为美国的下一个卓越新星。塔米还记得奥登当时背负了多少压力。“那（压力）绝对是巨大的。”塔米说，“但他也非常谦逊……他总是会说‘我得努力了’。”
加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后，奥登整个赛季都在用刚刚度过手术恢复期的手腕打球，但投射到他身上的聚光灯的亮度却有增无减。他走到哪里，摄像机就跟到哪里。他总是友善地给球迷们签名，但四周的关注却似乎要把他压倒。“有时候你能从他眼中看出这一点，你会希望他能找个地方藏起来。”马塔说。
但媒体的鼓噪，那些关于奥登将给NBA带来什么的许诺，在他到达波特兰的时候却安静了不少。赛季前，奥登就知道自己的右膝有问题。医生告诉他：“你可能得接受一个使你错过整个赛季的手术。我们得再分析一下。”但他还是保持着乐观。
不久后，奥登就收到了一条骇人的消息：“你今年无法比赛了。”他很快接受了现在已臭名昭著的微骨折手术。身为状元秀，整季不能出场是痛苦的，何况他还得听体育专家们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缺席。他本应该是波特兰的拯救者，带他们走出因队员频频犯法而得名的“拓狱者”时代。与此同时，西雅图的杜兰特却很快展现出了超级巨星的潜质。
奥登急切地想要回到赛场，但却不得不待在家里，每天把腿放进一个能持续为他拉伸肌肉的机器，一放就是八个小时。他努力做着康复训练，可远离球场却让他感到孤独。他觉得自己正令许多人失望。
他也感到自己不像是开拓者的一员，因为他和球队分离的时间太长了。而且，19岁的他住在一个新城市里，每个人似乎都认识他，但他却不认识什么人，这使他更生出一种隔绝感。“我有点消沉。”他说。
他开始酗酒，尤其是当球队开启长达一周的客场之旅时。时间总会过去，但解脱感却转瞬即逝。“到达波特兰时，我感觉糟透了。”他说，“我一直都有伤，一直都得待在家里，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有别的伤心事。特拉维斯，他生命中唯一的挚友，一个除了友情和爱从不向他索取任何东西的人，在他被开拓者选中的大约五个月前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奥登时常把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比赛时的门票送给特拉维斯。但在一月末那场对阵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比赛前，奥登告诉特拉维斯，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在镇上，所以他会把手头的两张票给她们。开赛前几小时，奥登的母亲和祖母说她们来不了了。尽管奥登在跳球之前还和特拉维斯聊了大约30分钟，但他却没把又有余票的事情告诉特拉维斯，因为他怕后者会过于匆忙地赶到哥伦布市来。
但那晚确实有事发生，虽然和奥登的比赛无关。特拉维斯出了车祸。之后几个月，奥登都因朋友的死而责怪自己。他推断，如果他告诉了特拉维斯自己的母亲和祖母不会来，如果他把余票给了特拉维斯，那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当天赛后，是马塔把消息告诉了奥登。奥登走出更衣室，钻进车里，一边开车环绕哥伦布市一边抽泣，直到泪水都流干了为止。
为了应对伤病，奥登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但当他2008-09赛季终于登上NBA赛场时，伤病却还是缠绕着他。
仅仅打了13分钟，他就因脚伤告别了自己的NBA首秀。那一年的余下时间里，他打打停停，拿下了几次两双，却又因髌骨伤势而长久休战。2009-10赛季，他有一些连场的杰出表现，向世人展现了他巨大潜力的几分光彩。可二十一场比赛后，他的左膝又遭遇了髌骨骨折，使他再次早早赛季报销。
这真是令人痛苦不堪：接连不断地受伤，拼命复健，好不容易回归赛场，换来的却还是一波又一波的伤病。他不会放弃重现自己过去的辉煌，但他的确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听大脑的指挥。
接着，奥登又承受了另一项损失。开拓者的助理教练莫里斯-卢卡斯，那个对他充满同情心、因为怕他孤单而总是邀请他去家里共度感恩节的人，被癌症夺走了生命。奥登的表弟曾和第二个赛季的奥登同住，但他也突然被诊断出了癌症，很快离开了人世。
这么多奥登在意的人都在消逝，手术却还要继续：2010年11月，他做了另一次微骨折手术，这次是在左膝。他不得不又在场下度过了整整一个赛季。
如果体验过奥登的遭遇，有些人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再接触篮球了，但奥登却越发地被篮球吸引。他的热情甚至不允许自己考虑失去篮球的可能性。他会观看YouTube上自己的高光集锦，看着自己在其他人头上扣篮，并思考要怎样才能回到那种状态。
这可是我曾经能做到的事呢，他会这样想。
但也许，一个更脆弱的念头也隐于他的脑海：
这只是过去的我啊。
对他来说，那种自成为天才篮球少年以来一直拥有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了。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一直以来，他把自我价值和篮球成就捆绑在一起。如果不再是篮球运动员了，他还能是什么呢？
更糟的是，人们会走上前来说“格雷格-奥登！你是个水货！”并对他拍照，就好像他不是一个人，既没有尊严也不值得被尊重一样。这很伤人。
终其一生，奥登只是想被人们喜欢。他曾是一个带着傻气的善良男孩，只是碰巧比同龄人高一点、壮一点罢了。当他年幼时，他最初担心的是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不止是因为他的体型，也因为他是那里为数不多的黑人球员之一。即便在高中的球队备受喜爱——他可以用一个鬼脸或笑话逗笑任何人，他也是一个天赋惊人的出色队友——他也还是担心别人是否会接受他。
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首个赛季，赢得所有国家级个人奖项后，有一天他给马塔打了个电话：“教练，我担心我获得成功后人们可能不再喜欢我了。”
他很纯真，或者说有点天真。2007年NBA选秀大会之前，他第一次走上了纽约的街道。人们的攻击性让他震惊，他们在路上把他朝各个方向推挤。疲惫不堪的他只好先躲进一家披萨店来喘口气。
他喜欢动画和电影，在选秀前的一次采访中还提到了《怪物史莱克》。“他在内心深处是个孩子。”塔米说。一个孩子，年纪轻轻就收获了赞誉，被摆上了高高的神坛；可一旦成年后身体不像过去那样听使唤，他就被众人从坛上扔了下来。这给他制造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反差感。
几年后，当他努力应对伤病带来的失望和养伤带来的隔绝感时，他选择了其它方法。吉米说，开拓者管理层会给他打电话，表达对奥登在波特兰的交友和聚会的忧虑。大学时，奥登也会寻欢作乐，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事实是，成为职业球员后，一旦聚会散场，一旦所有人离开，一旦又独自一人，他就会掉入悲伤的谷底。
自从新秀年的第一次手术后，奥登就开始吃止痛药。没有它们，他就无法入睡。他说，为了得到五个小时的睡眠，他需要Percocet、Vicodin、Tylenol PM、Benadryl和一杯酒。在某段日子里，他不停地挠痒，却找不出原因。“我觉得自己像个瘾君子。”他说。后来，他了解到自己对Percocet过敏，但却还是不停地服用它。
“我对它有点麻木了。”他说，“我先是到达了一个习以为常并能从它那儿得到些许宽慰的阶段。再后来，我就只是为了吃而吃了。”
然而，解脱感并不多。他也没有深思这件事，只是陷在自己的习惯里。这就是我的日常，他暗想。
有一天，他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我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只为找到更多的药。”他说。他搜遍了浴室，旧袋子和每个房间，发了疯似的想要记起自己把它们放在了什么地方，还有每片药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许它藏在那里？！也许我落了一瓶在那儿？！“这场景真能把人看呆。”他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奥登意识到了自己可能需要帮助。他之前也试过向理疗师们吐露心声，但他觉得大多数白人理疗师无法和一个7英尺高的黑人共情。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否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毕竟都是球队的雇员。
他更沉溺于酒精了。他把痛饮的地点从夜店搬到了家里，而且会在同一天喝下啤酒、白酒和烈性酒——“任何能让你醉得晕过去的东西”。一开始，他总是关上门，独自在电影放映室喝酒，希望能隐藏自己的习惯。但很快，他发现他甚至都不用告诉任何人。“他们能从你身上闻到酒味。”他说。
那又进一步增添了他的耻辱。
2012年3月，在做完两次新手术的一个月后——第三次左膝的微骨折手术和一次右膝的关节镜手术——他被开拓者裁掉了。
在人生的第二十四个年头，他就觉得状元秀格雷格-奥登的身份离自己已无比遥远了。“现在，我是聚会小子。”他说，“我是酒鬼小子。”
他回到了印第安纳。而只要他待在家里，他就不可避免地会遇上老同学。他们的真诚震惊了他。“格雷格！天哪，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对你的遭遇感到很难过。”
他被撕裂了。他用充满耻辱、自认为失败者的那部分自我颤抖着接受善意。可另一部分自我，也就是害怕被讨厌、害怕让别人失望的那部分，却不确定该如何前进。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放弃。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深爱着篮球，所以他还在努力重返赛场。终于，2013年8月，他和两连冠的热火签下了合同，此时距离他的上一次NBA出场已过去了三年多。他为迈阿密打了23场比赛，帮助他们杀入了2014年NBA总决赛，但他们以1-4不敌马刺。然而，这一切在那年夏天之后都不重要了。
2014年8月7日凌晨3:30左右，警察被叫到了奥登家里。诉讼记录显示，奥登拳打了自己的前女友，后者被警察描述为“血流到了鼻子”。奥登的母亲被骚动惊醒后，不得不把儿子从那个女人身边推开。被捕后，奥登被指控了两项殴打重罪和两项殴打轻罪。据警方的事故报告所述，奥登对到场的警察说：“我错了，我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终，奥登只对一项重罪指控认罪，余下的三项指控则被撤销了。他得到了909天的缓刑期，并要完成26周的家庭暴力咨询和酗酒咨询。针对他前女友的保护令也被下达了。
后来，奥登对自己的行为表达过懊悔之情，但他也说，根据保护令的规定，他不能评论当时的情景。逮捕发生后不久，塔米就和奥登谈过，她记得后者告诉她：“我知道我的行为是错的。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女性不能被这样对待。”她还回忆，奥登说自己喝醉了，但也重申了他的行为是不可饶恕和无法辩解的。
“动动嘴皮子不难。”她告诉他，“但直到你实践了自己所宣扬的事为止，没有人会相信你的任何话。”奥登知道塔米是对的，也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才能变得更加冷静。“我们告诉他，除了去康复中心之外，他别无选择。”吉米说。
接下来的那个月，奥登去了明尼苏达的康复中心。他也接受了心理治疗。他非常冷静地度过了大约半年。“我经历了一个把身体从过去所处的泥淖中拖出来净化的过程。”
他终于能戒掉强效止痛药了，也开始把已经破碎的生活重新拼接在一起。“他很快就承担了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塔米说。奥登身处嗜酒者互戒协会时，塔米常常是他的联络人，她也会从他的指导师那里定期了解他的进展。
从奥登的声音中，塔米能感到他的状况正在好转。他听起来更像以前的他了，但他也知道努力不能间断。“明尼苏达并不是治疗的终点。”塔米说，“那只是一个开端。他的恢复期已经持续了八年多……而且现在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奥登还是被篮球所吸引，仍然不愿接受自己巅峰不再和无法打球的事实。他为扭转局势而作着准备，最终决定去中国证明自己的能力。
2015-16赛季，他效力于江苏肯帝亚，但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右拇指在季前赛受伤。因此，他还没上场就又得花一个月来养伤。他的背也开始疼了。不过，他终于还是能比赛，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了。然而，球队未能杀入季后赛，他也很快被裁掉了。
整个复出期间，他都害怕再度受伤，害怕命运的无尽循环。
去往中国前，奥登在一个深夜给马塔打了电话。“我很害怕，怕自己还会受伤。”马塔记得奥登这样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小格，别想那么多，去训练吧。”马塔说道。
马塔邀请奥登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2016-17赛季的学生经理。与此同时，奥登也可以完成他的大学学业。这个职位没有薪水，但马塔知道奥登需要的东西远比钱或一份工作更重要：他需要支持，需要有人告诉他“你仍然属于这里”。
于是，奥登回到母校迈出了教练生涯的第一步。他找了另一个理疗师，并继续参加嗜酒者互戒协会的活动。除此之外，作为学生的他还得应付全日制的课程。
“对一名曾经的状元秀来说，回到学校和每天步行上课是相当谦逊的事情。”前俄亥俄州立大学球星、现任巴特勒大学招聘主管琼-迪布勒说。
和大学生们待在一起让奥登感觉自己更年轻了。他好像又变回了那个带领俄亥俄州立大学杀入全国总决赛的格雷格-奥登。他需要人们这样看待他：“我真的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一事无成的状元秀。”
直到重返母校，奥登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热爱篮球。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篮球只是使他不知不觉坠入其中的东西。他享受和朋友们一起打球的过程。他也曾经是NBA的球迷，但当他变成一个不再能打球的成年人时，他发现自己看比赛的时间比以前多得多了。他根据自己的意志爱上了篮球比赛。
他也再度感到被重视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球员们向他提问，期望他能帮他们解释一些概念。
长久以来，他被打上了“巅峰已过”和“因伤未能兑现天赋”的标签。但当他又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球员们一起站在场上时，他有了一种对自己的新看法。
大家仍然喜欢我，他想。
但他意识到，他也得喜欢自己才行。他必须直面他的耻辱，他的缺陷，他的罪行，他想看到和不想看到的自我，波特兰的手术，印第安纳凌晨三点半的黑夜，数不清的止痛药片，堆积如山的酒瓶，他伤害过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悔恨，以及他的康复。
“那一切都是我，一个挣扎着想要变得更好的我。”奥登说。
“我的人生充满起伏。我做过很多不值得骄傲的事。”他说。他知道自己得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的道路……是我自己作出了这些选择。我得和它们共存，带着它们一起前行。我必须要有勇气直面镜子中的自己。”
在真正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他得尽力驱散那些其他人对他的感知。他不是水货。他不是失败者。他只是一个探索着前进道路的有缺点的人。
“他得学着原谅自己。”吉米说，“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但到头来，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就看你自己了。”
格雷格和萨布丽娜曾有过一段友谊，后来又在奥登为江苏打球期间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她（萨布丽娜）一度是奥登长期的密友，是除特拉维斯外唯一一个可以和奥登通话超过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人。她理解他的困境，并在他重建人生时支持着他，于是他们成为了夫妻。她帮助他走出了舒适区。“他就像是被关进了一个气泡或是壳里。”萨布丽娜说。她会向奥登提议：“我们出去看个电影吧，我们出去逛逛吧。”她不愿意沉浸在悲伤里，也不希望奥登在泥泞中越陷越深。“生活总会继续。”她说，“不管昨天怎么样，往前走就是了。抬起头来吧。”
“你必须全力以赴，下功夫提升自己。”萨布丽娜说，“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吃力地打转，你可完不成目标。”
两人在2016年有了女儿朗登，又在2017年结了婚。2019年，奥登大学毕业，拿到了体育产业学士学位，此时距离他首次踏入大学校园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三年。
2022年，就在奥登加入巴特勒大学之前，他带家人去迈阿密度了假。当时，热火正要迎战篮网，而奥登想去看看杜兰特——那个由于选秀顺位而永远被人们和他放在一起讨论的球员。
奥登不会忘记，曾经的榜眼秀杜兰特在2016年被ESPN问到是否认为奥登是水货时说了什么。“无稽之谈。”杜兰特回答，“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他受伤了……当他终于能上场时，他保护禁区，给了我们很大的威慑力。”在奥登看来，杜兰特的赞许意义重大。
热火和篮网的比赛来到中场休息时，杜兰特特意走过来和奥登攀谈。奥登指向了萨布丽娜和朗登，杜兰特则朝她们挥了挥手。接着，两个高顺位新秀拥抱在了一起。这小小的互动对奥登来说比言语更有意义。“那是我的高光时刻。”奥登说，“我一辈子都是杜兰特的球迷了。”
置身于球馆中，他体会到了自己有多么喜欢亲临现场的感觉。没错，他坐在看台上，他的人生和杜兰特的迥然不同，但这都不是重点。
“看着镜子，我可以发现自己在这个瞬间很快乐。”他说。
奥登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满感激才能获得幸福。“幸福就是既接受你的过去，又绝不低下你的头颅。”他说。
去年四月上任以来，他也把一些感悟分享给了巴特勒大学的球员们。“他早就经历过我们即将经历的事情。”球队后卫杰登-泰勒说，“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能从他那里学到东西。”
奥登总是对巴特勒大学6英尺10英寸（2.08米）的大四中锋杰伦-托马斯说：“进入禁区后，别着急。”
“哪怕只听取他的建议，问他该如何跟其他大个子对抗，或是问他别的问题，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托马斯说。他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打了三年球，这赛季才转学到巴特勒大学。奥登是教练团队的成员这一事实帮助他下定了决心。“这绝对是我来这里的一大原因。”托马斯说。
在一次训练中，奥登注意到中锋曼尼-贝茨因为掌握不了平衡而屡次投丢简单的投篮。于是，他把贝茨叫到了一边。“他给我看了我处于平衡状态时的录像。”贝茨说。这赛季，贝茨的命中率达到了62%，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效。
有时候，当奥登亲自上场参加训练时，他会把自己切换成那个曾经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球星，变得竞争性十足。他在每一个阻挡自己的人头上扣篮：哪怕是面对学生经理。那些防守者之一——汤米-尼德普鲁姆——记得，有一次，奥登扣翻一个出色的球员后，恶狠狠地瞪了每个人一眼。“这一幕真是有趣。”尼德普鲁姆说。
另一次训练中，内线球员们在练习挡拆。他们连续五次在奥登面前得了分。“行，干得好。”奥登说。接下来的四轮，每个人都一分未得。奥登盖掉了自己看到的所有出手。
“那种能量，那种热忱，那种激情是有感染力的。”巴特勒大学的助理教练迈克-佩格斯说，“它弥漫了整个球馆。”奥登常向佩格斯请教如何和球员们建立牢固的关系，以及如何培养球员们的责任心。佩格斯能感受到奥登有多么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教练，他说：“他真的想长期当教练，也对如何延长教练生涯很感兴趣。”
奥登没有凭借自己的名气享受特权。他惊讶于助理教练们在客场比赛时要共享房间的规定——这和NBA球员的待遇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大学毕业后，我就不再有过室友了。”他说。但他还是点点头接受了现实。
佩格斯的办公室里有一道通向体育馆走廊的门，恰巧就在他的桌子后面。每名员工都会直接推门而入。
只有奥登不同。他会先问：“迈克，我能过去吗？”
每一个主场比赛，奥登都坐在板凳席的同一位置——最后一个座位，使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处在他的右边。他话不多，但不管是追踪犯规、暂停还是球权时，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此外，不管比赛局势如何，他总是回头去寻找辛克尔球场内位置不变的萨布丽娜和郎登。
也许事实终将证明，奥登的事业不在禁区，而在教练席。也许他的潜力能够死而复生。他已经明白，改变人生路线和转换职业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他会想起一些以前的儿童演员，以及自己是如何因他们长大后找了其它工作而伤心的。“可你又期望他们去干什么呢？坐在家里靠你唯一了解的那项技能来养活自己吗？”奥登说道。
事情不是完美的。他的左膝还是会痛，他也还是会看自己过去比赛的集锦。他仍然对酒精特别注意，虽然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了。“我不会说我已经治好了酒瘾而且滴酒不沾了。”他说，“因为我偶尔还是会喝一杯。”
至于止痛，他试着不去像以前一样服用任何强效药物。“那是我会努力远离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它们会把情况变得多糟。”
不管他走到哪里，他也仍然会被认出来。只不过，现在他其实很享受和老同学的相遇，也不再尝试用连帽衫来遮掩自己了。好吧，其实还是会，只是原因不一样了。“我的头有点秃了。”他笑着说。
和往常一样，他的思绪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他说房子已经老化了，里面的有些地方会嘎吱作响。“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他说。地毯要换，车道要重建，外墙需要重新粉刷，水池也需要特别护理。他在脑中记下了要交待给修理工的每一件事。最后，还有电影放映室，他不得不征服的恶魔。
然而，当一天的漫长训练和为巴特勒大学教练组编辑视频的工作结束后，他要回到家里休息。夜幕深沉，却无法吞没房子的美：它不完美的样子是多么完美啊。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打理它。
这是多棒的礼物啊，他意识到。一个明天醒来还能检查屋子的机会。一个重生的机会。
原文：Mirin Fader
编译：小行星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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